如果不是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纳尔荣获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我对遥远的非洲还停留在鼓乐声中。记得有一年,我应邀参加一场文艺活动,孩子们的非洲鼓舞表演很是热闹,事后才知道这是一群自闭症儿童。

　　后来,偶然的机会,邂逅印度女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我沉溺在忧伤而唯美的家族叙事中不能自拔,用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的话说,“展露出的是生命与历史的擦痕”。

　　诺奖是一种审美提醒,亦是一种文化体认。我们对古纳尔的“认生”,毋宁视作对非洲以及印度文化缺乏了解,抑或是对人性的认识远远不够。阅读古纳尔的短篇小说《博西》和《囚笼》,我似乎能够找寻到《微物之神》初读的震撼或痛切,即“仍记得,最早打开并进入这部小说所体认的那份心的震颤和感性与智性的狂喜(戴锦华语)”。虽然内容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人物的卑贱、不幸、多难与忧伤,那些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或死于战乱、灾荒、饥馑、洪水,或丧命于充满歧视的现实社会,死亡之神的腐朽气息恍若盘旋在头顶,处于永远无法解决的不安状态。

　　先说《囚笼》,故事很简单,讲述了一个可怜的姑娘茹基娅。主人公哈米德十几岁就来到这个小镇上,法吉尔老人雇他照看小店,每到晚上他都会想念自己的父母和他出生的那个小镇。某天晚上关门之际,来了个叫茹基娅的姑娘打印度酥油,他对她徒生爱恋,从此一发不可收。第二天晚上,姑娘来店里买黑色鞋油,老主顾曼塞与她搭讪,谄媚说笑,讨其欢心,并断定她是从事嫖娼营生的妓女。哈米德却不相信,一个人的时候,他想象与姑娘在一起亲热的场景。后来,姑娘再来店里买糖和豆子时,他有意识地多称一些,货品短缺时他会从给老主顾留出的储备中取一些给她。她告诉他,找到更好的工作之前,自己会一直在城里新开的最好的赤道酒店当女招待。最后一次姑娘来店里买糖,她吐露真相,倾倒心声,“你总在给我东西,我知道你也想得到回报。那样的话,光靠这些小恩小惠就不够喽。”一句话印证了患有白内障的曼塞的论断并非胡言乱语,却使人心生悲悯。对哈米德和茹基娅的同情,前者是对单纯爱情的悲悯,后者是对艰难生存的包容。可见,“囚笼”一语双关,既是物质之困,也是灵魂之困。

　　《博西》的故事相对复杂一些。小说开头颇为引人入胜,“那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们坐在藤壶密布的码头上,两只脚在空中摇摆着。玛格丽特公主码头笼罩在午后长长的阴影里,我们望着脚下的大海浪花飞溅,变幻出胳膊、腿和亮闪闪的牙齿。我给他讲了个很长的故事,连篇的谎言,温文有礼而不失睿智,我告诉他,有一个人站在海边撒尿,就这样尿个不停,仿佛一条看不到头的舌头,盘绕在人的体内。”字里行间充满魔幻色彩,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开头遥相媲美,实际上是对人物处境的渲染,这就像一个又一个的人性黑洞,在我心头渐次炸裂:先是博西妹妹无奈当妓女,再是博西父亲几年前去世,最后是博西丧命于大海。“你错过了最惨的一幕,博西。你妹妹仅仅充当了一个注脚,没人为她流下一滴泪。你也是,你和我,我们看着邻居沦为乞丐,卖掉女儿换回鲨鱼肉,也会坐视不理,也会一笑而过。”似乎,任何悲惨人生后面都可以再加个“更”字,比妹妹当妓女更悲惨的是博西死在十二月的早晨。“我”、博西和绰号“金属丝”的尤尼斯借船出海,前往禁止游客入内的监狱岛,证明“他们已经肩负起了属于自己的那份种族的重负”。博西曾是游泳冠军和足球骁将,英国俱乐部曾奖励他一块腕表。他们在岛上朗诵诗篇,唱歌祈福,在棕榈树岩洞里发现腐烂的芒果,博西带回花斑乌鸦,他不听“我”的劝告,以此饱腹解饿。离开瀑布天堂,前往旅程最后一站时,博西提出要独自游回城里,当船出了岛,他早已潜入水中不知去向。小说结尾,那天晚上“我”在姆布维尼安全上了岸,回到镇上时遭一群人痛打和侮辱,在沙滩上不省人事,对方声称“阿拉伯人就该死”,而博西永远地错过了这最残忍的一幕。

　　“最残忍的一幕”,是妹妹当妓女,父亲的早逝,还是博西的丧命?我认为,都是,也都不是——“最残忍的”指向未经整理的人性,也是未经整理的死亡。不得不说,当下的小说充斥着太多的苦难,几近泛滥的苦难与泪水,反而独独失去真实。古纳尔不同,他不动声色地讲述,就像隔空投掷过来一个个“哑炮”,当你完全读懂时才会在心里炸响。比如,博西16岁那年,父亲的葬礼上,他滴泪未洒,却放不下母亲和妹妹,“如果我到其他地方待个五六年,当个林业官员,回家却发现我妈死了,我妹妹成了妓女,那我离开还有什么用?”博西还未来得及完成心愿,就先一步离开了这个世界,谁来保护母亲和妹妹?令人心痛不已。再比如,《囚笼》里,哈米德得知姑娘企图做交易后,会不会伤心离开这个小镇?作者没有交代,倘若他离开了,晚上谁去帮法吉尔上厕所,谁去陪他说说话呢?让人心生不忍。胡里奥·科塔萨尔将短篇小说视为一个封闭的球状体,所谓球状体,正是命运的无限延伸,人性的探幽不尽。而古纳尔的叙事光谱中,很好地体现了这种不彻底性。虽然未读古纳尔的长篇小说,但从这两部短篇中依然能够感受到来自灵魂深处的人性鼓声,感受到来自触手可及的现实关切。

　　移民作家纳博科夫曾说过,“我永远也不会回去了。理由很简单,我需要的是俄国的一切我都带着了:文学、语言和我自己在俄国度过的童年。我永远也不再返乡。我永远也不投降。”对于古纳尔也是如此。他出生于桑给巴尔岛,当年他上学时,班上同学有印度、阿拉伯、索马里的孩子。18岁那年,国内爆发革命,他以难民身份逃到英国,用英语写作,关注后殖民时代议题。从此,流浪、逃离、移民等成为他小说创作的精神底色。作家、学者、教授,他身兼不同角色,却时刻关注难民的生存镜像,在制造混乱中探索统一,游离在中心与边缘之间,苦苦寻觅精神的故乡,如长篇小说《最后的礼物》中难民阿巴斯的临终追问:60岁的阿巴斯从昏迷中醒来,得知自己因糖尿病而中风,须臾间,“我是谁”成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可想来想去,结论都是“白活了”。想想,这何尝不是古纳尔的精神叩问?“最后的礼物”,寓意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俄罗斯大思想家罗扎诺夫曾在烟盒或纸片上写下,“何谓文学的灵魂?哈姆雷特,寒冷和虚空。”我始终觉得,所谓寒冷,即人性的温度。或许,我说不清什么是好的文学作品,但我深谙直面人性的作品一定会流传,而且无远弗届,正如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