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案被推进到现在，就案情事实和一审判决来讲，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的概率较大。可即便如此，二审辩护律师徐昕（吴谢宇写信委托的二审律师）还是想在较小的辩护空间内试一试（将申请精神病鉴定、请求吴谢宇母亲家属谅解），如他所言：“这有助于思考人性、反思教育和社会问题，以减少类似悲剧的发生。”

　　从这个层面上看，吴谢宇案被推进到二审，除却吴谢宇有强烈的求生欲，更主要的意义在于全量打开吴谢宇的心理和心性。依照二审辩护律师徐昕所披露的部分吴谢宇亲笔信内容看，吴谢宇确实很想活下来，他表示自己才27岁，还能做很多事情，不甘心以一个罪人收场，希望以实际行动去改过并赎罪。

　　要知道就二审辩护律师徐昕当前所披露的吴谢宇亲笔信来讲，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不甘心”、吴谢宇表示“我真的不甘心，我这辈子就以这么个可恶、可恨、可悲、可耻、可鄙的罪人收场。”；第二个层面为“活着去赎罪”、吴谢宇表示“我真的好想能活下去，用我的实际行动去忏悔、去认错、去改过、去赎罪，去说对不起，我真的好想能有机会活着去做这些事。”；第三个层面为“我已懂做人，不知有没有机会做个好人”、吴谢宇表示“过去我不懂怎么做人，现在我学会了，我真的已经改过自新，幡然悔悟，我真的好想能有机会去重新做人，去好好做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真的好想还能有机会，好想还能有时间，但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

　　就“第一个层面”来讲，吴谢宇是在承认自己的罪行下发出的悲鸣，也就是作为人的存在，他还是有所期盼的。在这个层面上，想必既有切身的悔过，也有对自身的重新理解。说到底，吴谢宇的悲剧不只是他自己的悲剧，也是他所在家庭的悲剧，更是社会性的悲剧。

　　而“第二个层面”也很明确，吴谢宇一边感叹自己年轻还能做事，一边也希望用行动去消解自己的罪恶。但是吴谢宇的想法也只限道德层面的存在，而回到法理层面，他终归无法回避惩罚的现实。

　　至于“第三个层面”而言，如若说这是吴谢宇悲鸣性的悔悟，倒不如说是他清楚二审也只是程序性的存在，而对于结果来讲，可能不会有什么变化。不得不承认，当一个人真正面对死亡时，才知道人到底该怎么活着（起码切身的领会比言说更深刻）。

　　不过回到“精神病鉴定”的层面，这其实也不是纯粹为吴谢宇找活路的事情，而是回到动机性上，需要给予更宽泛的探讨。要承认对心理机制、生理机制的研究的确拓宽了人们对犯罪行为的认知。我们都知道很多犯罪行为源自心理疾患，这些无关道德和心性。

　　以吴谢宇案来讲，诈骗行为和买卖身份证行为肯定是动机很明确的，但是弑母的行为却不好评估，因为弑母行为不仅没给吴谢宇带来利益，反倒带来麻烦。当然我们也清楚诈骗行为和买卖身份证行为是弑母后所犯下的罪行，所以归根结底的讲弑母行为是核心罪行，诈骗行为和买卖身份证行为是枝节罪行，或可称为延伸性犯罪行为。

　　严格来讲，这里对动机的看待是狭义的，也就是仅从实际利益上评估动机性。但是追溯吴谢宇的原生家庭氛围可得知，吴谢宇在弑母前处于较为压抑和痛苦的状态。在这个问题上，事实是一回事儿，吴谢宇的理解是另一回事儿。

　　另外“请求吴谢宇母亲家属谅解”这个动作应该只是理论层面的意义。之所以这样强调，就在于亲缘惨案中，如果施害者和谅解者跟受害者的关系远近差不多，很容易走向互相消解的境地。这使得人们面对亲缘惨案时，都会更倾向于按法理处置。

　　当然就吴谢宇案来讲，悲悯的言说始终认为，如果吴谢宇的母亲泉下有知，可能也会希望儿子继续活下去。如此去假设亲缘的温情，倒不是说人们故意忽略弑杀之恶，而是在伦理的强光下，“母亲不会怪孩子”被放大到极致。

　　可事实上就吴谢宇的弑杀之恶来讲，他也是不能原谅自己的，所以才会在亲笔信中强调“用实际行动去赎罪”。就此而言，吴谢宇还算是那种没被自身罪恶击溃的人，因为有很多杀人犯在面对自己的罪行时总是求速死（尤其是违背伦理的杀亲行为）。从心里机制上讲这无关勇气，更关乎怎么看待罪恶和生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