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央行官网刊登题为《资产透明度、监管套利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工作论文，文中谈到，近期的包商银行被接管、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等事件表明市场资金存在违规使用和信用下沉问题，设定更高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标准、提高银行投资透明度是防范风险的有效手段。

　　以下为论文摘要：

　　引言与文献综述

　　银行资产透明度指的是银行外部人(特别是存款人和监管者)从银行财务报表中获得的银行资产风险等重要信息的容易程度，银行资产透明度直接影响到银行的资产组合选择和风险水平。一方面，银行资产透明度越高，存款人就越容易基于银行资产的风险程度确定要求的存款利率，随着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的上升，存款人要求的风险溢价上升，银行吸收存款的融资成本上升，存款人的监督将会约束银行的资产组合选择和银行的风险水平。另一方面，银行资产透明度越高，越有利于银行监管，约束银行通过监管套利承担更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不少学者认为银行资产缺乏透明度以及由此导致的监管套利是导致 2008 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银行资产不透明和同业关联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批发型融资形成的不透明债务网络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与以往危机的不同之处(Brunnermeir, 2009)。监管套利一般指银行利用政府监管差异，通过将资金从监管完善的市场流向监管薄弱的市场以规避监管限制实现获利和过度风险承担(Houston et al., 2012)，其形式多样如跨国银行并购(Karolyi and Taboada, 2015)、影子银行(Demyanyk and Loutskina, 2016; Buchaket al., 2018)等。本文关注批发型融资与零售型存款在存款人市场监督上的差异(Granja, 2018)以及批发型融资存在的监管套利问题。银行批发型投融资不同于贷款等传统资产，批发型融资绕开了投资者和存款人监督，监管难度更大，使得银行资产透明度下降，银行更有动机承担更大风险。为防范重大金融风险的发生，2008 年金融危机后监管部门更加担忧银行过高的系统性风险(Hanson et al., 2011;Acharya and Ryan, 2016)。

　　与美国银行业不同，我国银行批发型融资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是我们认为我国的同业市场所起到的作用与美国银行批发型融资相类似。大型商业银行因为存款来源广、资金稳定等原因，往往担任同业市场的资金提供者，中小银行利用同业资金进行利差套利、非标投资期限套利等套利行为导致其对自身风险水平的低估(Houston et al., 2012)。包商银行被接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包商银行在 2019 年 6 月被接管前的不良贷款率仅 1.68%，资产透明度低，同时包商银行过度依赖同业募集资金，其负债端存款占比持续下降而同业资金占比飙升。

　　银行资产透明度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约束的研究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许多文献认为银行资产透明度提高了市场纪律，促进了有效清算。高质量信息披露促使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缓冲(汪莉, 2017)，缓解监管压力导致的影子银行风险上升(刘莉亚等, 2019)。市场参与者得以倚仗对银行风险定价(Cordellaet al., 2018)或“挤兑”威胁限制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Acharya and Ryan, 2016)。因此，充分的信息披露会降低银行破产几率或系统性风险(Bushman et al., 2015;Granja, 2018)，高透明度的银行向外界传达偿付信息的能力更强从而更容易吸引外部再融资，不透明导致偿付能力不确定可能引发银行危机(Ratnovski, 2013)。实际上，新的巴塞尔协议也十分重视银行资产的信息透明度和市场纪律在保证银行系统稳定性中的作用。传统银行理论认为银行风险是独立的(Borio and Zhu, 2012; Dell’Ariccia et al.,2014)，相关讨论以银行个体风险为主。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后，银行风险关联性成为理论模型的焦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研究在新的金融监管背景下迅速增加(Brunnermeir, 2009; Anginer et al.,2014; Dell’Ariccia and Ratnovski, 2019)。系统性风险是个体风险系统化的结果。任何一家金融机构的风险只有具备关联或传染性才视为系统性风险。一些研究讨论了银行非利息收入、资产价格泡沫、影子银行、监管政策等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Engel et al., 2014; Brunnermeir, 2020a;2020b; 郭晔和赵静, 2017b; 陈国进等, 2020)。也有文献对二者进行比较(Bushman et al., 2015; Strobl, 2016)。目前关于资产透明度和监管套利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理论或实证研究还比较少。

　　传统审慎监管主要是基于资产负债表内业务的监管，如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产生了将资产负债业务从表内移到表外的动机，从而躲避金融监管，获得监管套利的利润。基于影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的研究都表明，缺乏监管约束必将加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增加金融机构的风险水平(郭晔和赵静, 2017b; 邱晗等, 2018)。同业市场提供了银行同业之间流动性风险共担的机制(Hachem and Song, 2017)，可以缓解流动性风险(挤兑风险)导致的金融系统脆弱性，有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Dietrich, 2019)。但从系统性维度看，同业市场可能会加强银行间的过度关联和资产同质，为银行的风险转移提供便利，加剧金融风险的传染(Mistrulli, 2011)，特别是在监管缺失或银行不透明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可能更为严重。

　　为了进一步分析资产透明度和监管套利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我们首先在经典银行道德风险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银行透明度以及关联性监管套利，从理论建模的角度，分析了资产透明度、监管套利等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其次，在理论建模的基础上，基于我国上市银行的数据，利用滚窗估计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透明度进行测度，基于 SRISK、MES 等方法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测度，在充分控制可能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银行层面特征、宏观经济因素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了银行资产透明、监管套利等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水平的影响，探讨了资产透明度、监管套利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机制。本文可能的贡献有：(1)本文是银行层面的系统性风险研究。大量银行文献从个体风险角度进行研究，Allen et al.(2011)、Dell'Ariccia et al.(2014)是独立投资组合的情形，本文放松了独立性设定，在异质投资组合情形下(允许关联性)引入资产透明度。

　　Bushman et al.(2015)基于美国商业银行的延迟预计损失(DELR)实证研究了银行会计选择与个体风险和系统风险(银行间风险依赖)的关系。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资产透明度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监管套利的机制。(2)利用关联性和债权债务银行的设定，我们得以研究系统重要性银行对存款市场监督的非对称性反应。这也从另一角度佐证了 Iyer(2019)对“大而不能倒”银行扭曲零售存款市场的研究。(3)相比于零售型存款市场领域(Iyeret al., 2016; Chen, 2019)，本文增加了批发型融资市场、银行系统性风险视角的研究，也填补了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Buchak et al., 2018; 郭晔和赵静, 2017b;邱晗等, 2018; 刘莉亚等, 2019)批发型融资相关研究在银行透明度方面的空白。

　　结论与政策建议

　　监管套利和资产透明度是系统性风险防范的前沿课题。本文在道德风险理论模型中考虑银行风险的关联性特征。加入套利投资和透明度设定，探讨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且基于资产透明度和系统性风险的测度指标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资产不透明、监管套利(以同业为例)均会提高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水平。使用 SRISK 和 MES 不同测度指标和不同资产透明度的计算方法，结论仍然一致。(2)本文对二者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发现监管套利弱化了资产透明度(存款市场监督)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约束作用。(3)债务银行和债权银行间存在异质性风险传染。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的债权银行受到同业套利的影响更显著，而债务方的中小银行受到资产透明度的约束更明显。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启示：首先，在当前利率双轨制背景下，银行存在借同业通道规避监管行为，同业套利不利于系统性风险防范。其次，银行的不透明可能是造成风险累积的重要因素。近期的包商银行被接管、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等事件表明市场资金存在违规使用和信用下沉问题，设定更高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标准、提高银行投资透明度是防范风险的有效手段。最后，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是复杂的评估体系，不同国家的银行监管情况也存在差异。监管当局应当结合我国金融系统的特点，注意规范银行间市场的投融资行为以及商业银行同业债权类资产认定范围与条件。对信息披露提供 MPA 考核评估激励，增设资产透明度指标，对商业银行实施全面、持续和穿透性监管。同时，应当讲究不同政策工具间的配合、及时完善评估体系，对不同重要性的银行应当建立更加灵活动态的差异化监管。积极探索建立适合我国金融体系的有效风险监管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